死，与那些尚未说出口的事物

得知宫铃姐去世的那一天，我在绍兴市下面的安昌古镇。

那天是入伏的第二天正午，南方的闷热让桥，水，房子一片死寂，人们在午睡，连河边的狗都纹丝不动。一阵细微得几乎发觉不到的微风拂过长满金线莲和狐尾藻的河面，雨点如鳞片般洒落。所有人都昏睡过去的正午，整个镇子像被抛弃了。醒来之后的人们不会知道下过一场小雨，不会知道有一只白腹的喜鹊钻进酱园门口横放的窄口陶罐里，人们过自己的生活，不知道其中有一个人走累了，走丢了。

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宫铃姐，是一次国外出差，十几个人在北京三号航站楼集合，办登机手续。她最后一个到，带着墨镜，冷冰冰地站在队列外围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。之后就是连续十天的相处。我们从北京飞到悉尼，沿着南半球秋天依然浓绿的草原开车经过蓝山，堪培拉和墨尔本，最后折返悉尼。谁也没想到，仅仅一天之后，她就和所有人打成一片，笑嘻嘻地给人起外号，善意地打趣同事健忘。在堪培拉，所有人去战争纪念馆参观，只剩我们两人坐在咖啡厅里，她跟我聊起来，说到一个共同的朋友，说他太单纯，像小孩一样，这样是不行的，语气里带着迫切而真诚的焦虑。我心里晃过一丝恐慌。她是那种为人操心的命，心思重，这种性格的人会活得很累。

我不确定那时候她是否已经开始感到心理上的疲倦，而社会上发生的事、周遭朋友发生的事又多大程度影响了她的情绪。大家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开心的，在人群之中她有自己的适应能力。正是因为体内有强大的内驱力，她才会从零四年起就往返台湾和大陆，对彼此间的未来抱持天真的热忱。她所做的事和她豪爽外放的性格十分熨帖，而私下里，她对人与人接触的尺度极其敏感，有所保留。国外十几天的日子里，她坚持一个人住，额外付单人房费差价。回国之后，私下里几乎找不到她，我给她打过几次电话，没有一次打通过。我想，她在人群中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，习惯于热闹之后一个人的孤独和自省。

她被人误解深重。这种误解来的如此轻易，正当，合理，以至于我和她如果没有那一两次深入交流，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同事，我也会对她有极其片面的印象。她从没给人太多接触她的机会。抑郁症，是自己和自己的相处出了问题，这个世界如何待你，反而没有那么重要。她生活在这世上一共四十年，死这件事，应该是她做过的最“豪爽”的一件事。她深知自己被爱过。爱给她勇气。

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，“万物都会走向死亡，只有人除外，是死亡向他走来。”少数勇敢的人主动迎向死；大多数人的死却措手不及，毫无准备。父母是医生，医院的家属院，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都是医生和护士，这让我有种天真的想法，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不会死，我们会永生永世的活，我们的生命有独一无二的保障。这种幻觉给我带来极大的安全感，直到那个毫无预兆的秋天，经常带我去河边玩的小蕾姐姐心脏病发，死在去朋友家吃饭的路上。

那天她下午帮朋友搬家，扛家具搬沙发，忙活了两三个小时，回家换了套衣服，蹦跳着上了四路公交车。车子开了不到一分钟，她胸口剧痛，喘不过气，身体瞬间瘫软下来，像一条蛇一样滑在地上，医院的路上就没了脉搏。医院近在咫尺。

当天下午，八岁的我正和二楼的含含像猴儿一样攀在门口的铁门上玩“芝麻开门”，一群大人突然慌张地跑进来，不了没多久，远处的楼上突然传来一阵抽搐式的哭泣，那哭因为恐惧引发的身体颤抖，竟像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笑。有人在尖叫。我从栏杆上爬下来跌跌撞撞跑回家，关上门就开始哭。那种哭与其说是因为得知小蕾姐姐的死感到难过，不如说是受到惊吓。我意识到，死亡没有放过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在死面前，没有人有赦免权。

上初中那年，对面楼宋叔叔的女儿源源去世了，原因同样离奇。源源在隔壁的城市上大学，几天前上体育课测八百米，跑步时摔了一跤，之后就一直觉得不舒服，结果半夜里开始发高烧，身上起了大片大片的皮疹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她忍到早上，去校外一间小诊所输液，输的是阿奇霉素。结果半瓶还没有输完，人已经陷入昏迷。陈叔叔赶到之后已经太晚了。她得的是急性败血症。

为什么在我眼前、身边死去的都是些美丽的女孩？无独有偶地，她们都在剧烈运动之后，身体受到伤害，在没有明显外力攻击的情况下，状若自身免疫系统的恐怖反戈，让死神瞥见了可乘之机。女人的身体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？还是说，致命的病毒早已埋伏在她们体内多年，暗暗蛰伏、盘算着、生长着，直到那对岸的眼神一眨，蠢蠢欲动的黑水瞬间涌进体内的裂缝，无情地夺走一切？死神的险恶，在于它总挑最弱的下手，不遵守任何人世的道德法则，她们还没有尝到被人爱、爱别人的滋味，就匆匆离开。我向来觉得一个人的生命不存在值不值得、有没有意义这回事，我深深厌恶的是死没有给她们足够时间留下痕迹，让人记住她们。残酷的不是死，是遗忘。

为了不遗忘，活着的人苦苦挣扎。也许只有人的回忆，能让一个人的死变得不那么轻飘。我想起木心的死，想起陈丹青给他造的独一无二的美术馆，这是本世纪在世的人对死去的人最为宏大、庄重的纪念，宏大到陈丹青自己都觉得木心太火了，反而让他生出担心，担心大家是不是真的懂他。

两年前，我买了木心厚得像两块砖头似的《文学回忆录》，工作之余细细地看，看到说《圣经》的那一章，一句话搂头劈下来：“整个基督教的真谛就在这一句，你要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。《圣经》全书只是一个主旨：人寻求上帝。历史、诗歌、预言、福音、书翰，都蕴藏着对上帝的爱。”木心的文字善于让一颗钝感的心滴出血来，真奇怪，他的文字对着人的直觉说话，而不是对着知觉说话。作为一个不那么合格的基督徒，我很难表述清楚看到这句话时的感动，只是这一句，仅仅这一句，像被钉子钉在脑子里一样清晰，时不时地，我会想起它，莫名受感动。正与陈丹青说的相反，木心的伟大之处在于让人生出灵性，懂得自己，而不是懂得他。

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声势浩大，说明他一定被赐予了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，这礼物无可替代，贵重到对方觉得不能一人独享，必须让所有人共同分享。陈丹青分享的是木心的生，木心的灵感及创造力。他要保留证据，证明这个人曾经来过，这种纪念冲淡了死的可怖。周作人写他的女儿若子的死，却真的在写死，死的过程，死对活着的人的摧折。

周作人写文章向来疏淡，语言节制，很少表露情感，但在写到若子小时候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，本来已在垂死状态，后来转危为安时，语气里止不住的欢欣，在他来说可以算是失态了。若子到底命途多舛，六七年后，十五岁的她患腹膜炎，手术后不治身亡。人在最悲痛的时候，是根本写不下去东西的。若子死后的第七天，周作人写下讣告式的文章，取名《若子的死》，那是我看过的周作人最惨烈的文字，它让我无端端想到小蕾姐姐的妈妈，源源姐姐的爸爸，他们在两人死后迅速地衰老下去，那衰老里有灰暗的膨胀感，像是一个人身上叠加了几条人的命，已经活了好几百岁。他们老，是因为身上背负着他人的死。

我房间里的透明窗帘上，总是有很多小如芝麻的虫子在褶皱里慢慢地爬，盯着仔细看，它们有天牛的外型，黑色的壳，四条腿插在窗帘细密得看不见缝隙的孔洞里，两只触角茫然在空中探索。总是在几天之后，才发现床边的地上散落一堆虫子的尸体，心血来潮地数了一下，一百零三只。庞大却微小的死亡，简直无足挂齿，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存在，又什么时候默默死掉。我暗暗担心是不是房间暗处藏着一只不停排卵的巨大天牛，一直没有被发现，后来终于明白这些虫子根本长不大，它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死，死对于它们来说没有意义，因为死没有真正伤害到它们。

我把它们用扫帚拢在一起，倒进垃圾桶里，眼睁睁看着它们消失在灰尘和污垢之中，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们斗不过死。我们赋予了死亡太多意义，我们对自己没有深切的自信，我们怕自己对死者的爱不够深，怕自己忘了他们。死不是活生生的。死是人自身感情的即将死亡。

为了我们内心的宁静，虫子的死亡似乎比较肤浅。鲁迅临死时说，忘了我，管自己的生活。他把自己看作虫子。宇宙浩渺，星球如水滴，人类从上帝的角度看，是否渺小到难以找寻？我想，此时此刻，也许上帝正从遥远的地方向下俯瞰，只有那些死去的人，知道他尚未说出口的事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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